果博山水意象是中国人审美的核心内容，这同中国传统文化对源自个体内在的山水自然精神的追求密切相关。那么，园林如何呈现山水意象？古代文人画与诗词中的山水精神，又如何影响了造园行为？
从孔子“乐山乐水”的论述中就能发现，古人早已体悟了山水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不朽特征。山水在诗歌、绘画和园林作品中逐渐成为超现实的、理想的人居环境，拥有了无限的想象空间。山水意象，在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可以产生不同的情境，如在绘画中可产生为画境，在诗词中可生发为诗意，在园林中则显现为园林意境。
宋代园林是中国园林史上由实用型向艺术型转折的代表。江南园林在南宋之前并未成为主流的审美对象,关于江南地区园林的记载仅零星散落在宋人笔记里。“江南”意味着遥远的他处，是归隐之地，也是修身养性之所。由于对“江南”的向往，在具体的园林构建上也有相应的形式产生。南宋陈均在《皇朝编年纲目备要》里说道，北宋都城“苑囿皆仿江浙”。此种“仿”法，以其在形式和构成元素上的仿效和借用为主，如“借景江南”，尝试构筑江南意象，或使用江南一带盛产的花木、树石等。“江南山水意象”以园林形式从一种审美追求转移至物质可寻的状态。
身处江南之地，造园活动从中原地区转移到以西湖为中心的江南湖山环境之后，文人对江南山水的想象终于获得切实的体验，于是江南山水便成了可以上手改造的对象，而非仅仅一种遥远的意象。江南似乎以其可获得性而祛魅，但对于身处其间的文人来说，通过书写、描绘以及造园，得以重新定义江南山水意象。从皇家开始，上层文人的造园思想在应对江南山水环境时发生了转变。南渡的皇家园林营造首先以模仿汴京的形制开始，杭州由南宋到明代都保留着汴京的遗风。但是，园林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最大特点，是其对地理环境的依赖，以及对自然的渴求和占有，并以可获得的自然条件作为依托。因此，早期南宋皇家造园虽然仿效汴京，但不久便转变原有形制而开始表达江南山水独有的意象。
建筑学家童寯从造园手法角度认为：“中国造园首先从属于绘画艺术，既无逻辑性，又无规则。”他又说：“造园与绘画同理，经营位置，疏密对比，高下参差，曲折尽致。园林不过是一幅立体图画，每当展开国画山水图卷，但见重峦叠嶂，悬瀑流溪，曲径通桥，疏林掩寺，深柳茅屋，四面开敞。”这是园与画共同的空间组合及构造方式。园林是一幅立体的图画，其中不仅能见山水相映、幽径小桥、茅屋人家，更胜绘画一筹的是能在其间感受光影变化、猿鹤相鸣、树叶飘零。
园林与绘画同构，首先在于两者之间共有的“山水”内涵。山水究竟为何？仅“山水”二字，即道出了这是“有山有水”的好环境，亦是一种人居环境的理想，只是有人尝试用画描述，有人用诗词表达，有人用园林作类比模仿。虽然每个时代对“山水”的理解略有不同，但大多有相同的观照方式、审美标准及内在结构。
园林营造通常结合天然的山形水势，如边界不是常见的围墙，而是自然山水中的山、涧、崖、水石等天然屏障。即使是城内园林，它们的营造也通常在有自然地形可以借作地势的地方。南宋园林的意象与山水概念有相当大一部分重合之处，“山之楼观，以标胜概”，虽在写山水，实际是由人梳理过的山水，也即山水园林。“水以山为面，以亭榭为眉目，以渔钓为精神”，其中的“亭榭”与“渔钓”都是以人为主体而建构的场景及活动，却是“真山水”的标准。
园林与绘画更多的是可以类比的关系。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王十朋的《绿画轩记》中写到友人称其所造之园：“轩宇景物之大概，四时朝暮之气象，生绡一幅可得而画也。”南宋理学家杨简的《广居赋》写到四明地区的杨氏在西屿之麓营造居所，“北山之桃李，方春盛时，相与联比，参红错白，间青厕翠”,像蜀地的织锦一样“美于画绘”。园林与绘画从植物的色彩、结构方式及边界处理等都可以进行类比。上等的园林可入画，园林好或不好有时仅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受，是“神功妙笔”，就如同绘画一样“不能形容”。
大量兴起的文人阶层，在临安西湖边，几乎没有占地造园的可能，但这不会妨碍文人的造园活动以西湖为中心展开。长年受西湖山水环境的浸染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江南山水的理解，是西湖之于他们的真正意义。文人在致仕退休后，回到故乡或近都城的城市投入造园，实践园林理想，并为自己及他人的园林书写了大量的园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江南文人园林也开始形成了独有的，区别于皇家、官贵的园林特色，那就是从诗、画中吸收不同山水意象的呈现方式、组织结构和语言模式，并投射到园林营造中。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园林中融入了诗意的内涵，这与当时的绘画表现一致，以诗意的表达和诗化的结构传达了追寻山水精神的理想。
美术史学家高居翰说，当绘画在中国获得一种回应的能力，能够以简单的形象唤起深刻而强烈的情感时，诗意化的理念和实践就出现了。诗意化的园林空间并不在于宽广深邃，此时江南小景山水的兴起便是符合了这种以小见大的诗意表达。诗意空间在南宋江南园林中的出现和不断营造，历经时代传承演变，“江南园林”也成为“诗意空间”的最重要代表。
构造出诗词中的场景是营造诗意园林的直接手法。在造景时融入诗歌的情感表达，漫步园中，可以获得文人的诗词意境及理学所追求的“内在于物”的境界。完全隐居山林不现实，造园成为文人们退而求其次的避世方法。北宋郭熙在《林泉高致》中称，“可游、可居”是为山水最高品，也是山水画最高品。园林、诗、画、园记共享着能产生共鸣的山水意象，可以说，此时所有的艺术形式组成了文人们完整的江南山水意象，缺一不可。
